在1965年Griswold V. Connecticut[4]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宪法上的隐私权概念，判决已经结婚的夫妇享有避孕的权利。

( Katharine B． Silbaugh，Miller v． Albright: Problems of Constitutionalization in Family Law，79 B． U． L． REV． 1139 － 1140． )[52]同注14引书。……尽管现代社会生活条件使这种大家庭的数目减少，但是，支持大家庭观念所积蓄的文明智慧并没有因此而消退，这种文明经过了数个世纪的发展，并在历史上受到推崇。

[2] 在司法上，联邦最高法院也竭力避免介入家庭纠纷，有限的一些案例也主要是涉及司法中的礼遇( comity) 问题，即一州对他州法院有关婚姻及儿童监护判决应持充分尊重并诚实执行的立场，代表性案例是 Maynard v． Hill案。也许正是考虑到问题的敏感性，迄今为止，最高法院仍然拒绝在同性婚姻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二)平等保护平等保护是各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原则。[7]也有学者认为，宪法介入家庭法的趋势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期。在 Griswold 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肯定婚姻中存在一定范围的隐私权，基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宪法禁止各州对夫妻的避孕进行干预。

由于婚姻的独特性，它反过来成为扩充解释隐私权的一个基础。该项法律规定，在为去世的子女确定不动产管理人时，父亲比母亲有优先性。二、地方政府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层面和创新的动力机制已经举办了10年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项目也说明了各级政府对弱势群体保护的重视。

[5]湖州户籍制度改革和下文中的长兴教育券制度的做法以及本文中提到的其他地方政府创新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中国政府创新网地方政府创新数据库，http://www.chinainnova tions.org/。褚松燕，单位为国家行政学院。另一类是纳入公共财政的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第三个层次是依托一定的组织或机制促进特定群体权利能力提升的创新。

首先，弱势群体保护的源头性创新还没有成为地方政府创新的主流。到1999年10月，全国所有城市都建立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这个层面的创新或者是政府对既有资源进行跨部门整合，对弱势群体进行相关教育、引导，或者是工会、妇联组织依托其群团组织的历史优势，借助执政党组织来整合政府资源，充当外来务工人员等弱势群体的保护者和问题解决平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知识和参与渠道，提升其自我保护的能力。另一类情况则主要是政府系统中的弱势部门积极行为的结果。但需要注意的是，弱势群体的弱势如果要实现根本的转变，或者说这种弱势不至于转变成绝对的弱势，仅仅依靠政府创新是不够的，政府创新并不是弱势群体得到保障的根本动力，真正的动力在于弱势群体和整个社会对公民权要求的提出。但在这个相对的弱势群体当中，又有一部分人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而且，这种更为弱势的地位是难以改变的，这些人群就属于人们达成共识的弱势群体。

另一方面，弱势部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说明，在不断进行和日益深入的体制改革中，弱势部门面临着生存合法性的现实挑战，工会、妇联等政府系统构成部门的创新实际上都提出了组织的社会化问题，这是行政化的群团组织对社会利益表达组织化趋势和它们在政府系统中功能边缘化而面临的危机的反应。例如山东省青岛市的阳光救助工程、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爱心超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五保村等。参与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并没有弱势群体这个词，只是存在着政府照顾的对象。此后几年，厦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从城市向农村覆盖，基本保障了城市和农村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既有的一些地方政府创新在总结保护弱势群体的经验时，强调这些群体的弱势无可厚非，但还须有从人之为人的平等和尊严方面来进行去弱势的改进。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受到质疑，城乡一体化的呼声日高。

这突破了传统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把有限的经费投入到最需要扶持的群体（贫困学生）和领域（职业类学校、民办学校），保证了政府向每一所学校公用经费的均衡划拨，此后，浙江全省推广了教育券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教育券制度等都属于这个范畴。

弱势部门因其弱势而将其创新聚焦到社会的弱势群体，由此既具有在政治生活中重新塑造本部门地位重要性的作用，又具有维护政府合法性的强烈的政治道德性。弱势群体保护并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容易衡量，不出事往往被作为衡量一个地方政治一社会稳定的指标，弱势群体保护得好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成为地方政治一社会稳定锦上添花的因素。当然，上海市能够推出这项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创新，也与上海市地方财力较强和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密切相关。研究弱势群体保护中的政府创新动力机制，是解释和分析我国改革路径的一种有益视角。进入专题： 弱势群体 政府创新 。从目前已有的大量实例看，地方政府保护弱势群体的创新体现在不同层面，并且这些创新有着复合型动力机制的支持。

（二）建立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机制：促进权利的平等如果说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是对弱势群体的直接帮助和保护的话，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机制则是对弱势群体予以保护的根本。[2]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原体制下做出贡献但又未能及时分享到改革成果的人，他们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而改变自身弱势地位的能力有限。

第三，城市中的失业人员。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复合动力机制，其中，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追求是这个动力机制的核心。

因此，在既有的地方政府创新复合动力机制中，已经开始出现公民和社会互动的新动力机制。地方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的创新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确保权利平等底线的创新。

地方政府及其有改变现状愿景的官员在合适的时机，就会在复合型动力的推动下进行创新。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并没有突破。第三，政府弱势部门巩固和增强部门存在合法性的需要。这些变化并非是从弱势群体保护一开始就显露出来的，也不是改革开放后国家设定的发展战略，而是随着改革开放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向性探索转变为从国家建构的宏观视野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转变而产生的。

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福利依托于单位而非社会，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不断增加的下岗人员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个被单位化生存模式抛弃的社会群体。因此，它不但包括对对象定期定量发放生活保障金，而且每个对象还配套享有粮油帮困卡、子女就学、住房、就医等多方面的优惠。

目前的弱势群体保护的动力机制已经开始由政府主动创新向公民和社会以提出权利要求的方式推动政府创新转移。在现实当中，尽管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长期以来是我国政府开展工作的重要法宝之一，但是，在建国后较长时期内，这个法宝的使用与计划经济时代相适应，越来越多地偏重于自上而下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不断创造和建构各种公民参与的途径。例如浙江省湖州市于2001年3月16日正式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规定，只要在湖州城里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或是亲属投靠，不管是农民还是外来打工者，不论以前户口在哪里，只要愿意，都可以登记为湖州城市户口，享受湖州市民待遇。

第三，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目标从国有企业改革的保障措施开始转变为全社会整体福利体系的建构。其次，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体现在权利从制度文本到现实实现的机制保障上，通过资源的配置来确保某些既有社会权利的平等享有。这些地方政府在创新探索中抓住了公民权从要求到权利的转变，既增进了公民权的内涵，也将弱势群体视为平等的社会成员来交流，为弱势群体的有效保护和全体公民的权利内容增进提供了范例。（二）既有政府创新的复合型动力机制分析任何组织的创新都离不开一定的动力，而动力又离不开创新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一政治转型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了空间和动力机制生成的可能。对弱势群体提供直接保护或通过赋权提升弱势群体的权利能力，既有较强的政治道德基础，又有强烈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官员个人价值追求与公共利益的一个很好的结合点。

参与尤其能够使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政府决策中得到应有的注意，在执行过程中获得利益的平衡，更能够提升人们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认知程度，促进社会的和谐。改革开放战略鼓励的是在中央政府放权基础上各地形成区位差异，来探索各领域的制度建构。

河北省石家庄市于2002年为救助流浪乞讨儿童而成立的少年儿童保护教育中心、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统一管理的外来工之家都属于这种情况。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教育、医疗和养老等领域。